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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沁桦
发于2026.1.5总第121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影响力法学家
他是宪法的守望者，数十年来深耕于宪法理论与实践的沃土。他也是一座桥梁，将艰深的宪理转化为时代回响，让法治的信仰不仅铭刻于条文之上，更融入国家治理的每一步履和人民生活的每一细节。从书斋到社会，他以学术的严谨对抗浮躁，以思想的深度穿越喧嚣，坚守法学家的初心与使命，诠释着何为“宪法之治”的基石与标杆——让宪法拥有生命，让法治闪耀光芒。
面对台下的法学院新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莫纪宏很喜欢讲述这样一个戏曲片段。
在京剧名篇《赤桑镇》中，素以“铁面无私”著称的包拯下令斩首了与自己一起长大、为官后贪赃枉法的侄儿包勉，这是抚养他长大的嫂娘唯一的骨肉。不明真相的嫂娘赶至赤桑镇，指着鼻子痛骂包拯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包拯没有搬出干瘪的律条辩解，而是唱起了著名的二黄碰板“自幼儿蒙嫂娘训教抚养”。他唱：“责己宽责人严怎算得是国家栋梁，弟若徇私上欺君下压民败坏纪纲难对嫂娘。”嫂娘最终被打动。
在这个故事里，莫纪宏试图传递一种超越法条的经验：将来走上社会，向大众讲清楚法理，光靠一张嘴皮子有时是不够用的，还得学会“唱”，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莫纪宏的确会“唱”。在学院的活动上，他总会作为隐藏嘉宾给学生们亮嗓，唱腔饱满洪亮，博得满堂喝彩。而在做学术的路径上，“唱”变为了一种持之以恒的说服——他是国内学术界提倡“依宪治国”的第一人，最终，他也等来了概念落地。
提出“依宪治国”
2025年11月底，莫纪宏从俄罗斯出差返回北京。在这次旅途中，他成为俄罗斯科学院成立301年以来，法学领域第一位被授予外籍院士的中国籍学者。在仪式上，俄罗斯科学院副院长哈布里耶娃·塔莉娅·雅卢洛夫娜评价称，这不仅是对杰出学者个人成就的认可，也是对知识普世性的肯定，知识超越国界，“象征着法律在构建公正稳定的世界秩序中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韩大元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是国际宪法学界对莫纪宏的学术贡献所给予的积极评价，“在思考如何讲好‘中国宪法故事’，让国际社会了解变迁中的中国宪法实践上，莫纪宏树立了中国宪法学的国际影响”。
俄罗斯法学界对莫纪宏的宪法哲学很感兴趣，是因为莫纪宏提出了一套严格的分析宪法原理方法，在民主、法治、人权、宪治等概念之间建立了严密的因果关系。在俄罗斯主流报纸《消息报》的专访中，莫纪宏提到，俄罗斯和中国的法律逻辑大体是一致的，面临的问题也大致相同，共同寻求答案会更加有效，并着重提到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的观点。
实现宪法学的国际交流，并非一件易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曾撰文回忆了这样一桩往事：2015年国庆节前夕，加拿大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贝弗利·麦克拉克林访问北京，就“合宪性审查”问题发表演讲。问答环节，莫纪宏最后一个提问，问题是“accesstojustice”与“closetojustice”的区别，有在场者将前者翻译为“接近正义”，后者为“靠近正义”。
彼时，“合宪性审查”是宪法学界的热点话题，国际上也在探讨。何家弘猜想，莫纪宏的问题是颇有深意的，而语言所传达的信息是短缺或变异的。“这个并不准确的中文译语却给读者提供了超越原文的思维空间。或许，人类司法所能做出的一切努力也都不过是‘接近正义’。”
合宪，这可以说是莫纪宏数十年来在呼吁的。1996年2月8日，法学研究所老所长、法学家王家福走进中南海，给中央政治局领导人讲授法制课。此前，他与刘海年、李步云在《法学研究》发表文章，成为国内最早提出“法治国家”概念的学者。
同年4月，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趁热打铁，举办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学术研讨会。法学界名宿悉数到场，学界达成共识：“依法治国”对于破除人治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过，在会场的一角，31岁的宪法学者莫纪宏却陷入了另一种思考。他认为，“依法治国”作为口号，“破”的能力很强，能取代人治；但“立”的能力不足。如果“法”的概念不清晰，不同层级的红头文件也被当作“法”，那么“依法治国”就可能流于形式。为了给“依法治国”寻找一个不可撼动的核心，莫纪宏在会上提交了论文《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保证》，主张必须突出宪法的地位，补强“依法治国”提法的正当性。
这是国内学术界首次公开提倡“依宪治国”。莫纪宏回忆，彼时，由于提出“依法治国”是希望改变我国长期以来靠政策、不靠法律的粗放型管理模式，提出这个说法尚且需要勇气，因此“依宪治国”的提法并未引起学术界热烈反响。会上就有老同志批评莫纪宏“速度过快”，担心新概念会干扰刚刚起步的“依法治国”主线；还有学者质疑，为什么非要提宪法，而不提民法或刑法。
莫纪宏在冷遇中继续寻路。1999年，在修宪讨论中，信春鹰等学者陆续在文章中提及“依宪治国”，莫纪宏也继续尝试将这一概念推向深入。转机出现在2002年，中央领导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首次正式明确：“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
学术努力最终与国家意志汇流。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莫纪宏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展，标志着“依宪治国”不再是“要不要”“是不是”的问题，而是要作为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坚持不懈地予以有效遵循的立场问题。
此后，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解决了法治建设“最后一公里”的落实问题。
韩大元和莫纪宏在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搭档共事三十多年，在回顾这一段历程时，他评价说：“经过实践的发展，如今‘依宪治国’成为学界基本共识，也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标识性概念，为宪法保障实施，尤其是构建宪法与法律关系的学术范式提供了学理支撑。”
成长于黄金年代
莫纪宏与法学的结缘颇有些阴差阳错。1982年，17岁的江苏考生莫纪宏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原因是法律系是北大在江苏省招生最多的专业，他自嘲是“胡乱下赌注入了法门”。大学期间，他读到宪法学泰斗王叔文发表在《法学研究》上的《论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折服于那种逻辑性强、说理透彻的文风。1986年，莫纪宏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法学系，成为王叔文亲自指导的宪法学硕士生，而后又继续攻读博士。
20世纪末，与经济改革同时并进的还有法治建设。这是青年学者遇到的可以迅速登上学术舞台的立法浪潮。1989年底，莫纪宏开始参与国家立法工作。1994年，《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起草工作启动，莫纪宏担任起草小组副组长。彼时是立法工作的“手工时代”，没有电脑，全靠手写。莫纪宏效率极高，几天时间便能拿出一份专家稿。在这份条例中，由他提出的行政紧急权制度被采纳，即在严重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有权在地震灾区采取特别管制措施。
后来，莫纪宏又参与了防震减灾法的起草。1996年，为了起草该法，莫纪宏随团访问美国。站在世贸中心双子塔的顶层，他和考察团的专家们出于职业习惯设想：“如果纽约发生大地震，双子塔会不会倒塌？”几年后，双子塔确实倒了，不是因为地震，而是毁于恐怖袭击。
这个经历以残酷的方式印证了莫纪宏对于“风险”的思考：在现代社会，人为灾害有时比自然灾害更具有破坏力。从2000年起，莫纪宏又先后参与起草了《科学数据共享条例》等草案，以及更宏大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安全法等。莫纪宏至今记得那种投入的状态，“大家常常为某个立法问题争论到深夜，那种纯粹的学术与实践的碰撞，令人感到温馨”。
在他的眼中，立法是不确定的过程，从最初创意的形成，到通过正式立法程序转换为国家法律，总会经历漫长的过程。立法既有理论上的应然性和实践中的实然性对抗，也有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争执，而立法活动就是参与者为自己的立法意图“辩护”的过程。
“别人还在看外国书本的时候，我就陷入对法条、概念、制度的争论中。”这种“实战”让他意识到，书本上那些看似神圣的知识，在具体的立法博弈与构建中，其实都是相对的、可被重构的。这种祛魅的过程，让他的成长速度远超常人。
莫纪宏从年轻时就想得很清楚，选择法律、选择科研是正确的，因为自己的性格安静，不喜欢凑热闹，“能表达一些东西就是最大的理想”。他认为，法学的大学教育体系中，恰恰缺少立法学课程，使得学生只知道如何去记住和理解法律，而缺少质疑法律和创造法律的欲望和勇气，这无疑是非常被动的。
后来，他出版了一部名为《为立法辩护》的学术论文集，回顾自己在理想与现实间平衡的立法活动。在书中，他呼吁，年轻人要大胆地参与法律制定活动，并谨慎地为自己的立法辩护。
高精力的学者
顺着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主楼大厅往上，木楼梯一侧悬挂着张友渔、王叔文、王家福等著名法学家的画像，他们在沉默中注视着每一位来访者。画框被擦拭得一尘不染，四下静谧肃穆。二楼尽头左侧是莫纪宏的办公室。
推开这扇门，热络而活跃的气氛跳脱出来。莫纪宏的公务极多，在办公室坐下，敲门声总是时不时响起。一项一项把字签完，他总是笑眯眯地对每一个人说“辛苦了”，再从旁边衣帽架上挂着的塑料袋里，变戏法一样掏出各式各样的小零食。
熟悉莫纪宏的人都说，他是一位精力旺盛的学者。在韩大元眼里，这是莫纪宏最显著的标签。“他善于把繁忙的行政工作与学术研究结合。”韩大元回忆，两人常一同出访，在飞往秘鲁或南非的漫长航程中，当机舱熄灯、旁人休息时，莫纪宏总亮着阅读灯修改论文，“下飞机了，他说论文已改好了”。
这种“见缝插针”的习惯延续至今。徐世泽和宋家乐是他门下的博士生，对老师随身的双肩包印象深刻。那个黑色的背包极沉，因为里面总是背着电脑。莫纪宏习惯在开会间隙和公务前的碎片时间里，争分夺秒地写上两段。莫纪宏坦陈，自己常常感受到压力，有了行政职务后，行政性事务不可避免地挤占了做学术的时间，一旦脑海中迸发灵感，他总想赶快写出来。
2023年和2024年中国法学核心科研评价来源期刊(CLSCI)高产作者名单中，莫纪宏连续两年排名全国第一。他的每一篇论文都不假手于人，几乎都是在这样断断续续的场景里诞生的。“莫老师说，做学术一定要读文献，一天要保证在电脑面前坐够三个小时。”宋家乐说，莫纪宏常告诫学生，年轻人一定不能躺平，如果要做事情，一定要趁早做。
不过，高产的莫纪宏身上却有一种难得的“松弛感”。一次，莫纪宏带学生在深圳开会。闲暇时，师生几人坐在凉亭下，抹上莫纪宏推荐的巧克力酱吃法棍。迎着徐徐的秋风，他兴致高昂，汉语和法语交织，即兴作诗一首：“秋风起，云飞扬，满面红光醉！醉！醉！Bon！Bon！Bon！”
他甚至拿自己的名字开玩笑，说自己是个“磨叽”的人。既是“莫纪”的谐音，也自嘲喜欢说话。所里开会，原定十一点结束，因为他的“磨叽”，往往要拖到十二点。
但在课堂上，这种“爱说”变成了魅力。他是法学院最受欢迎的老师，讲课从不一板一眼，为了活跃气氛，他甚至在PPT上放出了AI生成的、穿着西服的“数字莫纪宏”，引得学生哄堂大笑。他也常让学生们讨论一些前沿的学术困境：AI能否用于法学的学术写作甚至是立法？
莫纪宏喜欢自己开车，歌单里塞满了京剧、黄梅戏、秦腔等戏曲曲目，甚至还有日本演歌天后坂本冬美的代表作。有时耳机漏音，坐在后排的学生看着这位法学家和着旋律，忘我地摇头晃脑哼唱。
他活得极有生命力，就如同他眼中的法律——不是僵死的条文，而是拥有生命的逻辑建筑。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公正，这些宪法学中提到的概念，看不见摸不着，但他乐于在这些概念中思索、徜徉。不过，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漂浮不定，因为他已寻找到宪法之“锚”。
(本文参考了莫纪宏著《为立法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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